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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陳功

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

威懾理論自從核武器誕生以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曾經繁榮一時。世界有核國家的基本戰略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因此核威懾理論對世界安全環境的影響極大。核威懾理論的體系內容非常龐雜,但其主要的思想構成卻相對簡單。一般認為,實現威懾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通過“懲罰”(by punishment)或通過“拒止”(by denial)。前者指通過建立具有足夠毀滅力的報復力量,使得對方顧及到自己的損失而放棄進攻性行為,本質上是防御性的;而后者指的是通過降低對方進攻性行為的成功率來實現威懾,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進攻性的。伯納德·布羅迪在1959年的觀點是,可靠的核威懾力量必須始終處于準備使用的狀態,但不能已經被使用,否則談不上威懾了。托馬斯·謝林在1966年提出,傷害另一個國家的能力現在被用作防止其做出某種行為的一種因素。他認為,以武力為基礎的討價還價的能力是威懾理論的基礎。

在冷戰時期,世界秩序建立在美蘇兩強的核保護傘之下,形成相對的核均衡,因此核威懾理論在這段期間里,具有獨特的價值,并且有所發展。因為一個相對弱的(擁核)力量可以憑借其極端的破壞力量阻止另一個更強大的對手,只要這個相對弱小的國家能夠在第一波突發襲擊中有可能存留下來,那么它在國際新秩序體系中就擁有發言權。這樣的觀點促使更多的國家渴望擁有核力量,實際也推動了核武器以及核技術的大發展。

實際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核技術的發展,核武器在世界的普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擁有核武器,這使得核威懾理論的存在價值受到很大的質疑和挑戰。2004年,弗蘭克·C·扎加雷提出,核威懾理論在邏輯上不一致,在經驗上不可靠。亨利·基辛格、比爾·佩里、喬治·舒爾茨、以及山姆·納恩等地緣政治大師、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核威懾遠不能讓世界更安全,核武器已成為極端風險的因素。在國內,追蹤研究核戰風險的安邦咨詢(ANBOUND)自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以來也曾經多次警告,由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尤其是有核國家的普遍化,世界正在面臨空前的核戰爭風險。換句話說,安邦的主要觀點認為,核威懾理論已經過時,以核武器作為威懾力量,防止核戰爭的爆發實際就是一種自我麻醉,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核對抗的時代,核戰略是常規軍事戰略的組成部分。

武森

山西第三方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主任,太原仲裁委員會醫患糾紛仲裁院副院長

張凡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醫患溝通辦副主任

孟娟

山西省青年法律工作者協會顧問

當前各地治理醫療糾紛的主要工作機制,可以歸結為沖突處置、沖突化解和沖突轉化三個層次,不同層次的目標定位對管理方式選擇具有決定作用。其中,糾紛轉化層次是“結構優化”的長期導向,更重視制度和規則的改進。在這些機制中,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和醫療風險分擔機制起到關鍵和核心作用。山西省開展的以醫療責任保險與醫療糾紛人民調解機制結合的醫療糾紛社會治理,為整體醫療糾紛治理機制的建立和健全提供了重要探索經驗。

柴麒敏

清華大學現代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員

全球氣候治理是在維護全球生態安全和全人類共同利益下的國際合作行動,是在現行多邊體制下的一種共商共建和制度探索。但在責任、義務的分擔和權力、效益的分享的具體方案和機制上各方又存在矛盾和分歧,形成多方博弈的復雜局面。應該說在現階段,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主宰多邊談判的進程和結果,但也需要有影響力的大國發揮協調和引領作用。

施展

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制造業向越南的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網絡的溢出。原因在于,技術和生產流程上的一系列變遷使得它們越發成為穿透國界的存在,經濟空間與各國的政治空間日益不匹配,工廠的轉移更多時候僅僅是工序的轉移,而非產業的轉移。經濟過程對于國界的穿透性,也很可能意味著,商人秩序需要走出政治秩序的遮蔽,再次站到歷史的前臺。

趙明昊

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中美達成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給兩國緩解緊張關系帶來重要轉機。雖然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大趨勢難以逆轉,但仍需對雙方管控緊張關系進而尋求“競爭性共存”之道保持一定信心。如過去幾十年一樣,美國有關對華政策的辯論依然是動態的、多元的、復雜的,如果想當然地將美國視為“鐵板一塊”,就必然會減少中國對美外交的政策選項和運作空間,要看到中美關系的韌性之所在。

劉俏

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顏色

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副教授

我們預測2020年GDP增長目標設定在6.0%左右,實際增長率將達到6.1%,順利實現“決勝小康”目標。專項債將是財政政策逆周期調節的主要抓手。全年預計專項債限額2.8-3.0萬億,基建投資有望小幅回升。貨幣政策將更加注重穩增長和降低民營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預期全年降準150bp,MLF降息20-30bp。房地產調控政策總體基調不變但有望邊際寬松,房地產投資增速料將小幅放緩至8%。短期中美關系將較為平和,但第二階段經貿會談過程將有較多反復和摩擦。持續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可以保證中國經濟增長率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

王小映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王得坤

在農業人口轉移進程中,由于農民舉家進城或遷徙,出現了不在村農戶現象。不在村農戶現象加大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承包地保有和利用之間的矛盾沖突,增加了集體經濟組織在重大土地事務決策和執行上的成本,并對落實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的政策提出了新研課題。完善承包地利用管理政策,需要區分承包地保有不均引起的矛盾沖突和因農民進城遷徙引起的、與不在村農戶現象相關聯的矛盾沖突,在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平等保護各類農戶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同時,建立完善促進承包地合理保有、流轉和利用的政策體系和實施機制。

程實

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

錢智俊

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2020年1月1日,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貨幣籃子的權重調整剛剛落地,新一輪全面降準即告推出。新年伊始,這一“調權+降準”的政策搭配,展現出2020年央行政策的全局邏輯。一方面,外部協同于內部。本次貨幣權重調整的數值雖小,但不僅反映出央行政策關切的重心遷移,亦預示人民幣走向國際“貨幣錨”的進程有望提速。另一方面,靈活兼容于穩健。本次降準在時間上靈活把握了政策機遇,在力度上仍保持總體適度。未來對流動性的補充料將漸次加碼,但是降息依然不是政策首選。

沈建光

京東金融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在2019年圣誕夜,第八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成都發表了《中日韓合作未來十年展望》,提出加快中日韓自貿協定談判。在去全球化浪潮迭起、現有多邊經貿格局受到重大沖擊的背景下,中日韓此時釋放出加強區域合作的積極信號,無疑為東北亞經濟合作注入了一針強心劑。中日韓關系曾經屢次因為歷史恩怨和地緣政治考量而惡化,被媒體比作“魏蜀吳”的三個國家能否取得突破?如何理解中國在新格局中的角色?筆者認為,在世界格局深刻變化的大背景下,中日韓消解爭議、擴大合作并非紙上談兵,而是符合各自國家利益的理性選擇。

韓立余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國有企業是政府投資或參與控制的企業,它是政府從事經濟活動的一種載體和體現。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國有企業并沒有成為國際法的特別規制對象,對其規制更多地是適用一般性國際規則。在逆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紛紛提出新提議、新政策、采取新措施,努力推動形成規制國有企業的新規則。國有企業的國際法規則面臨改革壓力。

姚洋

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北大國發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為什么中國能夠取得這樣突飛猛進的發展成就?我認為最重要的經驗有三點:第一條經驗就是中國堅持對世界開放,主動融入世界。特別是加入WTO以后,中國經濟多年積蓄的力量井噴式地爆發出來。第二個經驗是讓市場起作用,中國過去40年的成功,絕對是因為我們產生了更多的市場。因為開放發展,有了市場,有了需求,就更有發展的動力,這是一個良性循環的過程。第三個重要的經驗就是,要有公開的討論。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黨內持續一個月的討論,最后形成共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只有討論,才能夠凝聚出共識。

劉剛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教授

梁晗

中國人民大學商學院博士研究生

優化營商環境的本質在于消除外部不經濟,強化并持續提升外部經濟,降低企業綜合交易成本。為此,優化營商環境應實現從政府供給導向到企業需求導向的轉變,構筑一個覆蓋企業經營全過程、服務企業經營全方位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營商環境體系:營造高效的制度環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優質的硬件環境,降低要素獲取成本;建立完善的商業生態系統,降低供應鏈運營成本;打造優美的宜居環境,降低配套性生活成本。

葉林

中山大學中國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陳昀軒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樊玉瑤

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作為體育管理體制改革中的核心領域,足球管理體制改革是我國深化機構和行政體制改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抓好足球協會改革則是足球管理體制改革的必要環節。足球協會的改革存在兩個困境,一是條塊關系呈現出非常明顯的“雙重從屬制”的外在特征造成改革工作推行不暢;二是由于“理不清”、“改不了”、“不想變”而出現政府職能轉變受阻。足球改革“脫而未變”的困境及出路,可以為我國體育管理體制改革提供深刻的探索和前行的借鑒。

徐忠

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

現代金融體系是經過幾百年積累形成的,在金融體系的演進過程中實際上吸收了幾百年間所涌現出來的各種科技創新。然而,并沒有任何一項新技術能夠完全顛覆整個金融體系。事實上,如果某一種科技創新在運用過程中能夠提高效率或者節約成本來幫助改進現有金融體系,那么這一科技創新就會融入現有體系。因此,迄今為止,科技創新不是顛覆了金融體系,而是經過實踐檢驗后逐步融入了金融體系。

閻學通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發展,國際關系也進入了新的時代,需要突破地緣政治和階級分析等傳統思維來理解當前的國際關系。雖然當前中美戰略競爭與冷戰時期美蘇戰略競爭本質上都是實力差距縮小的兩個大國對于國際權力的爭奪,但數字經濟時代的中美競爭的特殊之處在于:數字經濟成為財富主要來源,網絡技術迭代速度快,技術壟斷和跨越式競爭,技術標準制定權的競爭日益成為國際規則制定權的重點。這些特點對大國領導的改革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王麗萍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

不同國家的分權改革實踐表明,由歷史所決定的政治動力是分權的關鍵推動力,以歷史為基礎的制度和條件對于分權如何發展具有重要影響,也使不同地區和國家從分權改革中表現出不同的獲益潛力。因此,在設計有利于實現有效治理的分權改革時,就需要充分觀照國家特有的歷史、文化與現實,使分權改革的動力建立在真實的內生需求基礎上,使分權改革既可為似已沉淀為歷史范疇的國家理性概念注入充實而具體的現代內涵。

何增科

北京大學中國政治學研究中心教授

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一個大國實現整體性現代化的過程。政治現代化是整體性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政治現代化的核心內容。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是通過國家建設、民主建設、法治建設和治理制度建設,實現強有力的國家、負責任的國家、受約束的國家和包容性國家等四大目標,建立起四大目標均衡發展的現代國家治理體制。國家治理現代化可以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和技術創新,可以推動經濟社會現代化,增強國家經濟和軍事實力,助推大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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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復雜環境下,市場要理解央行不承認“大放水”、不搞“大水漫灌”的難處。在政府債務與企業債務高企、強調防范金融風險的背景下,央行擔心“大放水”或“大水漫灌”政策造成不謹慎、不節制,會留下嚴重的后遺癥。中央可能擔心,一旦調控政策的尺度放松,將會上行下效,引發跟風式的政策放大效應。但我們相信,未來國內貨幣政策將以漸進方式走向寬松。
近期,武漢市發現27例肺炎病例,其中7例病情嚴重,其余病例病情穩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轉擬于近期出院。所有病例已隔離治療,調查未發現明顯人傳人現象。目前對病原的檢測及感染原因的調查正在進行中。由于時間臨近春節,武漢又是全國交通的重要樞紐,因此對于相關疫情的調查、信息披露、治療、防控等措施,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
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于2020年1月6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央行負責人表示,此次降準是全面降準,體現了逆周期調節,釋放長期資金約8000多億元,有效增加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穩定資金來源,降低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的資金成本,直接支持實體經濟。
國家統計局2019年12月31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繼2019年11月站上榮枯線后,12月份制造業PMI再次守住榮枯線,報收50.2%。盡管2019年第四季度經濟出現了回暖跡象,但基礎并不牢固。2020年的經濟仍面臨著較大的下行壓力與外部不確定性,經濟回暖因素與經濟下行壓力仍處相互角力之中。
12月31日,央行發布公告,銀行間市場到期違約債券轉讓的基礎制度正式落地,明確到期違約債券可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的交易平臺和債券托管結算機構予以轉讓,并采用券款對付結算方式辦理債券結算和資金結算。業內人士表示,現在市場給投資者提供了多元化的違約債券處置手段,各類機構的投資風險偏好也越來越不一樣。
2019年12月31日,美元跌勢加劇,最低96.46,刷新7月1日以來最低水平。除了投資者歲末年初的倉位調整,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可能還是在于美聯儲最近向市場注入大量的流動性。四個月時間內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規模暴增超4000億美元。美聯儲計劃至少在2020年上半年前繼續增加其資產持有量,從而加劇了美元的跌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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