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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陳功

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

威懾理論自從核武器誕生以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曾經繁榮一時。世界有核國家的基本戰略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因此核威懾理論對世界安全環境的影響極大。核威懾理論的體系內容非常龐雜,但其主要的思想構成卻相對簡單。一般認為,實現威懾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通過“懲罰”(by punishment)或通過“拒止”(by denial)。前者指通過建立具有足夠毀滅力的報復力量,使得對方顧及到自己的損失而放棄進攻性行為,本質上是防御性的;而后者指的是通過降低對方進攻性行為的成功率來實現威懾,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進攻性的。伯納德·布羅迪在1959年的觀點是,可靠的核威懾力量必須始終處于準備使用的狀態,但不能已經被使用,否則談不上威懾了。托馬斯·謝林在1966年提出,傷害另一個國家的能力現在被用作防止其做出某種行為的一種因素。他認為,以武力為基礎的討價還價的能力是威懾理論的基礎。

在冷戰時期,世界秩序建立在美蘇兩強的核保護傘之下,形成相對的核均衡,因此核威懾理論在這段期間里,具有獨特的價值,并且有所發展。因為一個相對弱的(擁核)力量可以憑借其極端的破壞力量阻止另一個更強大的對手,只要這個相對弱小的國家能夠在第一波突發襲擊中有可能存留下來,那么它在國際新秩序體系中就擁有發言權。這樣的觀點促使更多的國家渴望擁有核力量,實際也推動了核武器以及核技術的大發展。

實際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核技術的發展,核武器在世界的普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擁有核武器,這使得核威懾理論的存在價值受到很大的質疑和挑戰。2004年,弗蘭克·C·扎加雷提出,核威懾理論在邏輯上不一致,在經驗上不可靠。亨利·基辛格、比爾·佩里、喬治·舒爾茨、以及山姆·納恩等地緣政治大師、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核威懾遠不能讓世界更安全,核武器已成為極端風險的因素。在國內,追蹤研究核戰風險的安邦咨詢(ANBOUND)自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以來也曾經多次警告,由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尤其是有核國家的普遍化,世界正在面臨空前的核戰爭風險。換句話說,安邦的主要觀點認為,核威懾理論已經過時,以核武器作為威懾力量,防止核戰爭的爆發實際就是一種自我麻醉,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核對抗的時代,核戰略是常規軍事戰略的組成部分。

賈康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

今年第三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速6%,表現為繼續下行,引起經濟學界對于明年中國經濟的增速是否“保6”的討論。是否應“保6”,是一個能觀察到不同思路和政策取向的具體問題,持不同意見的輿論中,既有強調經濟增速必須“保6”的聲音,也存在應讓增速降到更低區間從而通過市場優勝劣汰作用真正完成結構優化的觀點。應該看到,明年以6%左右為年度目標如能實現,接下來,后續幾年追求以6%左右為底形成L形轉換新平臺,也存在實實在在的發力空間。

周天勇

東北財經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原副院長

最近有學者提出,人口增長放緩后,包括人口負增長,雖然經濟增長的勞動力供給規模和結構年輕等紅利沒有了,但通過教育等措施提高勞動力素質,特別是通過高素質勞動力指揮機器人替代中低素質勞動力,會給經濟增長帶來第二次紅利。但是,人類經濟和社會生活,首先是產生人的各種各樣和不斷增加的需求,其次是按照人的需求組織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供給。因而,國民經濟是供給與需求同時作用而增長。沒有生產和供給,就沒有所用的產品和服務;但是沒有人的需求,就根本沒有必要進行生產和供給。

董小君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

賀俊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中小企業與創新創業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馬 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中小企業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王海兵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民營企業尤其是堅持發展實體經濟的小微企業,直面市場風雨,遇到了嚴峻的經營困境。受宏觀經濟環境與負面輿論雙重疊加因素的影響,民營企業家困惑多起來,信心有待增強。“穩民企”有待“繩鋸木斷,水滴石穿”。中央出臺《意見》意在從根本上穩定發展預期。此次出臺《意見》,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不僅是此前所出臺的各種意見、政策、措施的延續與集成,更是在新形勢下瞄準新目標、針對新問題、提出新要求、制定新任務的充分體現。

雷少華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當前中美兩國的競爭,本質上是產業競爭和全球價值鏈重構引起的結構性矛盾。當中國全產業模式和美國以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價值鏈發生沖突時,自由市場競爭原則就會被國家行政干預所取代。動用國家力量抽掉中國在產業鏈攀升的梯子、堵塞中國上升的通道成為美國的武器。當貿易戰等直接沖突不能阻止中國在全球價值鏈結構中攀升時,經濟脫鉤和技術脫鉤將成為中美之間角力的核心,“長臂管轄”與金融制裁將是美國重要的打壓武器,這種結構性矛盾將進一步擴大全球政治裂隙。

翟東升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

對席卷世界的平民主義浪潮,不應以簡單的對還是錯,好還是壞做價值判斷,而應該將之視為一種時代新的變化,未來一段時間的發展趨勢。無論我們喜歡還是不喜歡,它都已成為一個客觀存在,正對人類社會產生著深遠的影響。平民主義與仍控制著全球政治經濟主導地位的精英層構成的摩擦與沖突,是當前世界種種亂象背后的深層原因。人類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二者最終能否實現良性互動。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如果要找一個詞來形容2019年的世界形勢的話,那么“憤怒”一定是恰如其分了。這是一個沒有歡樂、只有憤怒的年份,更是一個日趨危險的年份,指向著未來的巨大不確定性。社會在憤怒。社會抗議運動風起云涌,幾乎涵蓋了所有類型的國家和社會,不管以什么方式來分類。不同政體(民主與非民主)、不同發展程度(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不同宗教、不同種族的社會都發生了或者發生著社會抗議運動。和以往所有的社會運動一樣,每一個地方的抗議運動都有其獨特的原因,但綜合起來,這些社會運動都顯現出它們的諸多共同性。

吳心伯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美國研究中心主任

美國霸權地位的演變就像任何事物一樣,它都有一個發生、發展、變化和消亡的階段,美國的霸權演變我把它分為5個階段,它發軔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奠定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成型于冷戰時期,膨脹于后冷戰時代,衰落于后后冷戰時代。美國霸權的衰落跟美國作為一個國家的衰落是兩個概念,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它的經濟還在增長,它的綜合國力還在上升,作為一個國家它還沒有衰落,但是它的霸權主要是指它對世界事務的控制能力,它對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的控制能力在下降。

王靜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政法部副教授

劉曉晨

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副所長

政府數據共享,是與政府數據開放相對應的概念,特指行政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共享政府數據的行為,政府數據開放則指行政機關向本機關以外的其他社會主體開放數據的行為。政府數據共享是政府數據治理的前提基礎,關系著政府治理在現代信息社會轉型改革的成敗。但是,實踐中,政府數據共享的局面尚未實現全面突破,在很多地方,政府數據共享還停留在“說起來重要”的階段,僅僅是無關緊要的部分數據的共享,數據共享的覆蓋面不僅嚴重不足,而且共享的質量不過關。

李國英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

都市圈內核心城市與周邊小城鎮存在著共生與競爭的關系,這也是都市圈發展的原動力。特色小鎮是城市化進程中非連續性、過渡性的政策手段,它的發展順應了都市圈以及城市群的發展趨勢。在都市圈內通過公共基礎設施(軌道交通)引導產業和人口疏解,將地理鄰近的大中小城市整合為高效的城市網絡,通過高端要素的集聚和產業鏈的延伸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可以說都市圈重塑了城市空間布局和產業格局,也使得核心城市與小鎮協同發展、和諧共生成為可能。

江小涓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

中美貿易協定的達成對于穩定預期有積極改善,對下一步高質量發展、轉變發展方式有比較大幫助。由于預期穩定,引進高品質外資和技術會對中國經濟增長有好的影響,越是高技術產品前期投入會越高,而且市場開拓時間會比較長,所以它需要穩定的預期。從這一點上來講,中美貿易協定對于明年經濟向高質量轉變發展有長期影響。

田莉

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

如果通過大量新增租賃住房的供應,使2.5億流動人口尤其是1.7億左右的農民工能夠在城市中安居,將為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益處:一是可為城市新增1000-2000萬因照顧留守兒童而不得不返鄉的留守夫婦作為城市新增勞動力,大幅減緩城市中低收入勞動力工資過快上漲的壓力。二是流動人口安居后,對居住品質和公共服務的需求將大幅增加有效消費需求,對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十分有利;三是近千萬農村留守兒童可以在流入地接受較好的教育,這將從中長期增加高質量勞動力供給。

李瀚林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李興山

中央黨校原教育長、教授

投資驅動型增長路徑和勞動投入型增長路徑,因其投入的資本和勞動從生產函數的角度來看,都是屬于生產要素,實質上是要素驅動增長路徑。而終端產品消費驅動型增長路徑是從消費端分析的增長路徑,目前中國無論是從消費能力、消費意愿以及供給消費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撐這一路徑。創新增長路徑實質上通過創新帶來的技術進步引起的效率改善。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之路在于創新是符合增長事實和客觀經濟規律的。然而我國創新支出與GDP之比(創新強度)卻遠遠低于創新強國美國,德國和日本。要實現中高增速的高質量增長,創新路徑是必然選擇且任重道遠。

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

進一步減低企業所得稅稅率,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經營狀況和利潤的增長,間接促進投機和就業,且企業所得稅稅率降幅與企業營收狀況的增幅基本成正比。其次,由于我國企業普遍享受企業所得稅的稅率減征優惠,因此單純調整企業所得稅稅率難以奏效,對于已享受稅率優惠的大部分企業而言,直接受益并不顯著。然而,兼顧企業所得稅稅率優惠已經形成的企業稅收負擔不平等,以及可能導致企業避稅申報等消極行為,未來的改革方向應重點集中于現有高稅負企業的減稅,以及對于邊際稅率累進躍遷幅度過大的抑制。

易憲容

青島大學財富管理研究院及互聯網金融研究院院長、教授

天秤幣是對應于法幣及資產的一種鏈生幣;天秤幣的去中心化和去信用化,其實是把交易中的信用關系用技術方式進行前置性預設,隱藏著極大的風險;作為發行、管理及監管天秤幣運行的基金會,或者說一家企業聯盟,其信用也劣于國家信用。可見,天秤幣不可能成為一種現代主權信用貨幣,它承擔不了現代國家主權信用貨幣的職能。假定天秤幣是一種社會認可的信用貨幣,天秤幣也無法成為一種跨境的、超國家主權的全球貨幣,其存在一系列難以逾越的重大障礙。

文宏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李慧龍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博士后

自上而下的考核失當、自下而上的動力錯位以及上下默會下的生長空間,共同構成了基層形式主義的底層根源。基層形式主義不簡單只是基層官員的思想作風問題,而是關涉上層政府考核的方式與能力問題,基層政府執行的動力與能力問題,以及二者之間的失調與合力問題。在更為宏觀的層面上,基層形式主義背后的這些因素亦形塑著我國壓力型體制在基層治理場域的具體樣態,折射出基層治理中存在的管理主義、技術治理的崇拜情結,構成了理解我國基層治理實踐的一條暗線邏輯。

魏尚進

哥倫比亞大學金融與經濟學教授

余心玎

對外經貿大學經濟學副教授

自從1995年WTO成立以來,全球GDP累計增長近250%,全球貿易增長約270%。對國家間貿易爭端進行專業公正的裁決,則是取得這一成功的關鍵。重振WTO需要改變其規則。也許上訴機構法官應該通過多數或絕對多數表決任命,這樣就沒有哪個國家可以阻止被提名人。此外,該機構法官可以增加到15人,以適應貿易量的增長,被任命者的任期也可以延長。或者是,最后三名法官的任期可以暫時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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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談判的現實和貿易談判內容,大都是圍繞美國要求的博弈,其中缺少中國利益尤其是長遠利益的反映。因此對于目前以及未來的中國來說,明確中美兩國談判的大方向,無疑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們認為,長效機制的建立才是中國在未來中美貿易談判中的首要目標。只有建立長效化機制,才能真正實現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的長期穩定,才能在世界貿易環境中建立穩固的中國地位。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奉行“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通過經濟高速增長,讓人民物質生活切實改善。如果發展陷入停滯,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可能讓很多潛藏的問題一次性的爆發。過去中國常有GDP增速“保八”、“保七”,其潛臺詞是一旦保不住這種速度,中國的深層矛盾可能會集體浮現。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2020年的中國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商務部預計,2019年全年進出口總額有望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據海關統計,2019年1-11月中國進出口總額28.5萬億元,同比增長2.4%。其中出口15.55萬億元,增長4.5%;進口12.95萬億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貿易順差2.61萬億元。2019年前11個月中國對新興市場進出口占比提高至59.5%;民營企業出口占比首次超過50%。
國際學術期刊《整體環境科學》于2019年12月23日在線發布的一篇研究論文稱,在2005-2010年,中國特有物種、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長江白鱘已經滅絕(extinct)。這是繼白鱀豚(極危,CR,可能已滅絕)和長江鰣魚被宣布功能性滅絕之后的又一壞消息。除長江白鱘滅絕外,中國特有的中華鱘、長江鱘仍被評估為“極危”等級。多個長江物種在當代滅絕,堪稱時代的悲歌。
愛爾蘭作為美國科技企業“避稅天堂”的地位,已在歐美施壓之下面臨終結。過去10年,荷蘭、愛爾蘭及美國的稅務法例,容許Google可以就美國以外的利潤,繳付個位數百分比的稅率,大約是海外市場平均稅率的四分之一。針對科技跨國企業避稅行為,法國去年開始收取數碼稅;經合組織(OECD)也開始施壓。最終,愛爾蘭選擇了讓步。
滬倫通是A股市場與境外市場互聯互通的重要舉措,市場此前預計滬倫通有望在2020年第一季度正式運行。路透社報道稱,上海與倫敦證交所的股市互聯互通計劃被叫停。消息人士稱,滬倫通被暫停可能是因為非市場的原因。中國外交部聲明稱,希望英國能為在英國投資的中國企業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并為兩國在各個領域順利開展務實合作創造適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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