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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智庫看中國 Perspectives On China

陳功

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

威懾理論自從核武器誕生以來,經過長時期的發展,曾經繁榮一時。世界有核國家的基本戰略或多或少都受其影響。因此核威懾理論對世界安全環境的影響極大。核威懾理論的體系內容非常龐雜,但其主要的思想構成卻相對簡單。一般認為,實現威懾主要通過兩個方面:通過“懲罰”(by punishment)或通過“拒止”(by denial)。前者指通過建立具有足夠毀滅力的報復力量,使得對方顧及到自己的損失而放棄進攻性行為,本質上是防御性的;而后者指的是通過降低對方進攻性行為的成功率來實現威懾,從某種意義上講是進攻性的。伯納德·布羅迪在1959年的觀點是,可靠的核威懾力量必須始終處于準備使用的狀態,但不能已經被使用,否則談不上威懾了。托馬斯·謝林在1966年提出,傷害另一個國家的能力現在被用作防止其做出某種行為的一種因素。他認為,以武力為基礎的討價還價的能力是威懾理論的基礎。

在冷戰時期,世界秩序建立在美蘇兩強的核保護傘之下,形成相對的核均衡,因此核威懾理論在這段期間里,具有獨特的價值,并且有所發展。因為一個相對弱的(擁核)力量可以憑借其極端的破壞力量阻止另一個更強大的對手,只要這個相對弱小的國家能夠在第一波突發襲擊中有可能存留下來,那么它在國際新秩序體系中就擁有發言權。這樣的觀點促使更多的國家渴望擁有核力量,實際也推動了核武器以及核技術的大發展。

實際上,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核技術的發展,核武器在世界的普及化,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擁有核武器,這使得核威懾理論的存在價值受到很大的質疑和挑戰。2004年,弗蘭克·C·扎加雷提出,核威懾理論在邏輯上不一致,在經驗上不可靠。亨利·基辛格、比爾·佩里、喬治·舒爾茨、以及山姆·納恩等地緣政治大師、學者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核威懾遠不能讓世界更安全,核武器已成為極端風險的因素。在國內,追蹤研究核戰風險的安邦咨詢(ANBOUND)自2006年朝鮮首次核試驗以來也曾經多次警告,由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尤其是有核國家的普遍化,世界正在面臨空前的核戰爭風險。換句話說,安邦的主要觀點認為,核威懾理論已經過時,以核武器作為威懾力量,防止核戰爭的爆發實際就是一種自我麻醉,現在的世界已經進入一個核對抗的時代,核戰略是常規軍事戰略的組成部分。

李國剛

國際法協會國際貿易法顧問

余智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協議防止了中美貿易戰的繼續擴大對雙方與世界經濟的不利影響,為下一階段談判創造了良好氛圍,對此應該予以充分的肯定;但對其結果的樂觀評估應該謹慎,不應過分夸大。我們既要看到這份協議的臨時性、偶然性,也要看到現有貿易戰的規模仍然沒有降低多少,深層矛盾沒有解決,將來還有恢復乃至提高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不能認為美方的暫時“讓步”是“輸了”,認為中方以“買買買”換取暫不進行結構改革是“堅持”贏得的“勝利”;中方第二階段貿易談判的重心,應該是以主動結構性改革徹底解決中美貿易沖突。

華生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

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可以成為改革開放再出發的抓手。這一條做到位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中國企業在全球化市場中的競爭地位,就都有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只有這樣,改革和開放才會相得益彰,可以真正做到用更大的改革開放去回應外部的壓力和挑戰。

趙明昊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

2019年是美國競爭性對華戰略基本框架成型的一年。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動下,美國對華政策重心從延續多年的管理中國崛起轉向阻滯中國崛起,并形成相應的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在華盛頓,加大與中國競爭、限制中國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新的“政治正確”,對華政策的“后接觸時代”似已來臨。盡管戰略界仍有人反對采取過激措施,但對華政策理性辯論的空間總體是在縮小。

鄭尚元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農民宅基地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有其獨特的社會政策落實內涵。農民的私有住宅與集體公有的地基形成了中國特色的農民住宅制度,其中所涉權利相當復雜,不是宅基地“用益物權”之簡單闡釋。住宅的所有權、地基的所有權與使用權、農民的居住權、農村集體權利等等皆須考量。在此基礎上,因應社會變遷,尤其是城市化背景下的宅基地適度流轉才能使制度不致僵化,亦不致因宅基地之“自由”流轉而發生大的社會動蕩,換言之,“宅基地”流轉需要把握好相關的“度”,防止“一刀切”。

孫興杰

吉林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副所長

朝鮮勞動黨委員長金正恩在今年4月提出,希望美國采取新的對朝政策,朝鮮會等到年底。“年底之約”即將到期,美朝關系的前景似乎是“昨日重現”。在2017年朝鮮進行第六次核試驗之后,特朗普曾稱金正恩為“小火箭人”,并威脅要“徹底摧毀”朝鮮。在2018年新年賀詞中,金正恩曾經提到了自己手握核按鈕,而特朗普則炫耀自己有更強大的核武器。在最近的美朝互動中,類似的威脅話語重現,這是一個具有轉折含義的信號。

張厚明

工信部賽迪智庫財經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未得到實質性解決。當前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已成為制約我國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對中部某省的調研數據顯示,當前企業的融資財務成本和時間成本仍然偏高,銀行對中小企業貸款實際利率在7%左右,若加上嚴格的抵押擔保要求,以及附加房產土地抵押登記、工商查詢、抵押物評估、會計審計等費用,實際融資成本高達14%。

周天勇

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中最為關鍵的是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解開8億農村戶籍人口收入水平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不足,與出口潮退后工業品產能過剩11萬億元這一僵局;二是避免未來刺激增長而發行大量貨幣,但沒有有效資產平衡,跌入金融體系及其國民經濟危機的險局。而土地制度改革和調水擴土可以在提高農民收入的同時吸收貨幣。研究顯示,城鄉土地體制改革釋放的增長潛能,占到改革總潛能的70%或80%,農村土地體制的改革釋放的潛能又占到改革總釋放增長潛能的60%或70%。

盛松成

中國人民銀行參事,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

我國經濟已達階段底部區間。預計今年全年我國GDP同比增速將不低于6.1%,甚至略高;按照目前的經濟運行和政策措施,正常情況下,明年經濟不會跌破6%,甚至略高。所以保“6”與否的問題可能并不存在。重要的是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高全社會積極性,提升長期潛在生產率。

楊偉民

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院長

2015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6年開始實施,2017年見到成效,經濟增長6.8%,比2016年提高0.1個百分點,說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穩定經濟增長是有效的。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新聞稿中7次提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年是3處。為什么講這么多,因為有一個基本判斷,目前是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相互交織,后兩個問題都要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解決,不是靠逆周期的財政、貨幣政策能解決的。

沈建光

京東金融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

當前應如何看待2020年經濟形勢?未來的政策目標又應當如何把控?在筆者看來,數據短期波動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企穩的依據,外部不確定性依然是2020年增長前景的主要影響因素,總體下行仍是大概率事件;而逆風前行之中,更需要把握好短期穩增長與長期防風險、促改革之間的關系,尤其要避免以短期強刺激“保6”的做法。

張原峰

電子行業資深人士

在裝備和材料領域的行業發展政策要有取有舍。舍的是:不要盲目強調自主,也不能進行產業環節的全面布局,因為即便是美國、日本也沒有實現在所有裝備、材料領域的擁有全面優勢和技術壟斷。取的是,組織國內資源,重點突破一兩個領域形成核心競爭力,優先擁有一兩個關鍵產業環節的突出能力,與國外形成互有所需的格局,反而由于供需鏈條的綁定而更為安全。

李曜坤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干部政績考核工作逐步從注重實績的GDP導向,向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科學發展導向轉變;從領導班子和干部年度考核,向目標責任考核、績效考核、任職考察、換屆考察等系統性考核轉變,考核的科學性和精細化程度不斷加強。隨著我國經濟社會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干部政績考核工作亟須適應新階段發展需要,立足實際、面向未來,引導各級政府和領導干部加快轉變發展理念、改進工作方式、強化政治擔當、提高治理能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行政動力支撐。

鄧曦澤

四川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人類文明是一個結構,它由人性、制度與技術三個要素構成。由于技術對人性具有放大作用,且古今人性(包括被制度改變而疊加了的人性)的善惡改變并不大,因而現代技術的飛速進步可能導致惡力毀滅人類。這意味著,人類文明的基本矛盾日益由人與人的矛盾轉型為人與技術的矛盾。與人類以往面對危機能找到更優解決方案不同,當代人類已經陷入了囚徒困境,人類文明的結構性沖突完全沒有看到解決的可能。要想化解該矛盾,就需要設計超越現代價值的更優價值及解決方案。

公丕祥

曾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在當代中國,鄉村社會治理與法治發展具有自身獨特的歷史品格,是一個交織著正規化與非正規化的雙重治理機理的運動過程,其深刻地反映了來自國家規則與制度的正規化機制與淵源于鄉土社會法則或法理的非正規化機制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因之,鄉村社會治理與法治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廣泛存在于鄉土社會之中的村落共同體及其鄉村自治程序之構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鄉村自治與鄉村社會治理秩序的運動變化經過了極不平凡的歷程,對中國的法治發展及其現代化進程產生了重要影響。

賈慶國

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中美人文交流基地主任

面對5G挑戰,美國不少人主張與中國經濟上脫鉤。邏輯大概如下:5G時代很可能是萬物相連和極速的時代,“萬物相連”意味著很多物件,像微波爐、洗衣機、電冰箱甚至臺燈都將裝有芯片,都可能被用來收集信息和實施網絡攻擊。“極速”意味著5G速度更快,這使得防范信息竊取和網絡攻擊的困難大幅增加,甚至成為不可能。這樣,一個國家如果想要確保安全的話,可能就需要與競爭對手在經貿上脫鉤。因為5G為代表的高科技存在安全風險,所以就需要與競爭對手經濟上脫鉤,這種說法是經不住認真推敲的。

鄭永年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

新民族主義應當以儒學為中心。為了使儒家思想與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相容相洽,兩者都須經重新闡釋。儒家民族主義并不是對傳統儒教的簡單回歸,它是兼容并蓄愛國主義、社會主義、政府政績等其他元素后的產物。但儒學對所有這些元素的整合作用卻不可或缺,并與它們共同創建出一種新的、有效的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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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談判的現實和貿易談判內容,大都是圍繞美國要求的博弈,其中缺少中國利益尤其是長遠利益的反映。因此對于目前以及未來的中國來說,明確中美兩國談判的大方向,無疑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我們認為,長效機制的建立才是中國在未來中美貿易談判中的首要目標。只有建立長效化機制,才能真正實現我國外部經濟環境的長期穩定,才能在世界貿易環境中建立穩固的中國地位。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奉行“在發展中解決問題”,通過經濟高速增長,讓人民物質生活切實改善。如果發展陷入停滯,不但不能解決問題,還可能讓很多潛藏的問題一次性的爆發。過去中國常有GDP增速“保八”、“保七”,其潛臺詞是一旦保不住這種速度,中國的深層矛盾可能會集體浮現。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在2020年的中國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商務部預計,2019年全年進出口總額有望達到30萬億元人民幣。據海關統計,2019年1-11月中國進出口總額28.5萬億元,同比增長2.4%。其中出口15.55萬億元,增長4.5%;進口12.95萬億元,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貿易順差2.61萬億元。2019年前11個月中國對新興市場進出口占比提高至59.5%;民營企業出口占比首次超過50%。
國際學術期刊《整體環境科學》于2019年12月23日在線發布的一篇研究論文稱,在2005-2010年,中國特有物種、國家一級重點保護動物長江白鱘已經滅絕(extinct)。這是繼白鱀豚(極危,CR,可能已滅絕)和長江鰣魚被宣布功能性滅絕之后的又一壞消息。除長江白鱘滅絕外,中國特有的中華鱘、長江鱘仍被評估為“極危”等級。多個長江物種在當代滅絕,堪稱時代的悲歌。
愛爾蘭作為美國科技企業“避稅天堂”的地位,已在歐美施壓之下面臨終結。過去10年,荷蘭、愛爾蘭及美國的稅務法例,容許Google可以就美國以外的利潤,繳付個位數百分比的稅率,大約是海外市場平均稅率的四分之一。針對科技跨國企業避稅行為,法國去年開始收取數碼稅;經合組織(OECD)也開始施壓。最終,愛爾蘭選擇了讓步。
滬倫通是A股市場與境外市場互聯互通的重要舉措,市場此前預計滬倫通有望在2020年第一季度正式運行。路透社報道稱,上海與倫敦證交所的股市互聯互通計劃被叫停。消息人士稱,滬倫通被暫停可能是因為非市場的原因。中國外交部聲明稱,希望英國能為在英國投資的中國企業提供一個公平、公正的商業環境,并為兩國在各個領域順利開展務實合作創造適當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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